20年后,他依旧是华语电影最高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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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丨一日一度

文艺界的硬茬有很多,但像杨德昌这么「难搞」的,一时间很难找到第二个。

跟他合作过的人都知道,他就是个片场暴君。 每天挂在嘴边的,除了「给我滚」就是「X你妈」。

他让人咬牙切齿,也让人无可奈何,都怪他那可恶的才华。

杨德昌一生只留下了七又四分之一部电影,每一部的诞生都经历过无数次茬架,哪怕你把他剧本里的逗号表达成了句号,他都铁定要跟你玩儿命。

每每聊起这个,好友吴念真就来气:「这个王八蛋,拍片速度太慢了,不然怎么会只有那几部电影呢!」

或许正因为如此,人们总说,跟杨德昌最好的距离,就是做他的观众。

01

在规整的世界里,刺头杨德昌注定无法被安放。

1947年,杨德昌出生于上海,仅仅一年多之后,国民政府落败,一家人只能被迫迁往台湾。

为了安置军人家属,政府建立了眷村,这里住着的都是「外省人」,他们既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,也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回到故乡,这种漂泊感不仅存在于父辈身上,后代们也同样。

相比之下,杨德昌算是幸运的,父亲是中央印制厂的厂长,母亲在信托局上班,工作稳定,收入可观。

在旁人看来,他们一家过着比中产阶级还要高很多的生活,简直就如王子公主一般。

杨德昌不屑,连买个脚踏车都要分期付款,算什么狗屁中产。

他曾说「你的生活体验就是你的电影存款」,事实上,后来他的电影总是聚焦在中产或以上的阶层,而不像侯孝贤,拍的大多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底层民众。

作为无根的一代,杨德昌的家庭关系极其简单,父亲那边只有一个叔叔,母亲一个亲戚都没有,除此之外,就只有哥哥和妹妹。

不必在复杂的亲戚关系网中打滚固然很省心,但这也让他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直来直去,很让人头疼。

自打上了幼稚园,杨德昌就从没消停过。

小学时因为看老师不爽,频繁转学,成绩烂得很。 初中时更加糟糕,遇上了个跟他八字不合的老师,整天想着修理他,他气得够惨,发誓一定要跟这神经病死扛。

在后来的电影中,杨德昌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被压抑的少年生活,也总有个小孩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,诉说着他童年时的种种不爽。

不被规训,贯穿在他成长的始终,他从不屑与他所认定的混蛋和解。直到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,他都在怒斥曾经的训导主任不是个东西。

02

高中时,杨德昌成为了贝聿铭的小迷弟,立志将来要学建筑,可惜没考上,最终读了交通大学的控制工程系。

全家人高兴得很,唯独他蹦不起来,说是前途一片黑暗。

几近崩溃的他一度想要休学,父母不肯,他就整天把自己扔在电影院,专门看那种票房不好,即将被赶出院线的冷门片。

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费里尼的《八部半》,那种看不懂的感觉,让他觉得高级。 而大众热爱的好莱坞影片,他见一个躲一个,嫌low。

虽不务正业,但他却凭借着优秀的成绩顺利毕业,倒不是说他「中途变节」了,而是拧着股「跟你拼了,大不了同归于尽」的蛮力,把学业降服了,他说这样很酷。

读大学那会儿,正值20世纪60年代,西方的年轻人开始狂躁起来。 从 反战运动到性解放,从波普艺术到摇滚乐,哪个叛逆玩哪个。

这帮人让杨德昌找到了组织,他积极搜寻着关于新潮流的报导,但越看越来气,这些报导不是被删减,就是被误解,每天上着各种人的骗。

强烈地想要知道真相的他,有了去美国念书的念头。

家里人很支持,这几乎是外省家庭的父母们共同的理想,他们不希望孩子像自己那样,被时局牵扯着流离失所。

而彼时的美国是自由的、开放的、是英雄不问出处的,如同天堂。

1974年,杨德昌拿到了佛罗里达大学的电子工程硕士学位,浑身轻松,总算是对家里有了个像样的交代,转头他就申请去了南加州大学攻读电影课程。

不过这一腔热血很快就凉了,他怒斥「这些王八蛋只教技术,不教创作,一点都不屌,还自我感觉良好」。

加之看不惯学校里的种族歧视现象,杨德昌愤然退学,前前后后加起来只待了一个学期。 退学后他去华盛顿大学做了一名电脑工程师,一待就是7年。

工作自由自在,管理很松,学校里还能随便看电影,氛围好到起飞,但他还是过腻了。

三十岁生日那天,杨德昌突然感觉自己无比苍老,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
一天在下班路上,他被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的《阿基尔:上帝的愤怒》电影海报吸引,在影院度过了天翻地覆的两小时。

「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俨然成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。」

倒不是这部电影牛得不行,而是导演十分有种,赫尔佐格曾说,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是用他做铁匠时存的钱拍的。

过去杨德昌总以为拍电影需要巨大的投资,顿时开窍的他突然发现,这事儿简单得要命,当下就去买了些零碎的器材,做起了野生导演。

还为自己定制了一件T恤,上面写了三个人名:赫尔佐格、布列松、杨德昌。

03

上世纪80年代初,台湾电影实在没什么搞头,拍来拍去就是些假大空的政治宣传片,票房惨淡,中影这样的官方机构十几年都没有新人,大家都在积极寻求变革。

1980年,好友余为政知道他在美国有些器材,想拍点东西,问他有没有兴趣回来。

杨德昌正愁没有用武之地,风风火火就回到了台湾,既当编剧又当演员,几个人一起拍了部《1905年的冬天》。

当时,吴念真和小野在中影工作,他们计划请四位导演各拍一个片段,组成一部《光阴的故事》,杨德昌也在受邀之列。

他接拍的那段是《指望》,讲述一个初来月事的少女,对帅哥春心萌动的故事。

别人确定了题材后就开始加足马力干活,他天天泡在咖啡馆采访小姑娘,上来直接问人家第一次来例假是什么感觉,路人不时侧目,生怕这位叔要对少女们做啥。

开拍第一天,杨德昌就跟中影的摄影师闹翻了,他看不惯这老古董的做法,每拍一个镜头双方都要哔哔一通,杨德昌差点上去揍他。

电影上映后,新鲜的题材迅速吸引了大批观众,票房起死回生,新电影运动正式打响。

影评人焦雄屏公开给四位新人打分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杨德昌都是水平最高的那个,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肯定,成为了影坛的香饽饽,只是烫手又烫嘴。

紧接着拍《海滩的一天》时,杨德昌说中影的摄影师都是渣渣,让他们都滚,笃定要找杜可风来拍摄。

小野说你最好识相,谁出钱谁是老大,杨德昌说,老子不干。

为了这事儿,高层专门开了个紧急会议,总经理明骥当场炸毛:「开玩笑!大导演来我们中影都要用我们的摄影师,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拍个四分之一的电影,就这么屌!」

当然这话只能吼给自己人听,杨德昌得罪不起,这货太有才华了,再难也要搞定他。

打破僵局的,是张艾嘉,她不仅拉来了新投资,还答应出演该片的女主角,在一片欢呼声中,大家把杜可风请到了杨德昌面前,他笑眯了眼,很满意。

结果,两人合拍了一个礼拜后,吵得不可开交,杨德昌在片场就要把杜可风「驱逐出境,原地送走」。

骂骂咧咧中,片子拍完了,剪辑完之后长达两小时四十六分钟,严重超出了一般影院所能承受的片长,明骥说你再剪剪?

杨德昌回了句「少一秒都不行,上不上随你。」

明骥憋着一肚子火,把所有的影院经理找过来沟通,说「过去观众抱怨电影偷工减料,这次我们好好回馈观众,让他们一次看个够」。

影片上映后,叫好又叫座,明骥说气死了也值。

杨德昌在美国生活的十一年里,台湾的经济迅速崛起,社会高速运转的同时,伴随着人们内心的失落与迷惘。

日复一日的更迭中,人们对此的感受是缓慢而迟钝的,但对杨德昌来说,这些是直观且极具冲击力的,他所有的作品,都在探讨这个问题。

所以影片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张艾嘉与胡因梦的神仙阵容,更重要的是,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开始反思自身所面临的问题。

多年之后,胡因梦在回忆录里说,从影17年,演出的几十部电影都是「哭笑不得」,称得上佳作的只有《海滩的一天》。

04

杨德昌家里最壮观的,就是巨大的白板,上面画满了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与事件逻辑,像是一个个精密的蜘蛛网,让人看了直呼大神。

侯孝贤曾对他说:「如果拍《风柜来的人》前先看到《海滩的一天》,可能会拍得更好。」

这变相的夸奖,让杨德昌高兴得很,他认定侯孝贤是个好人。

当时《风柜来的人》并不理想,上映七天就被迫撤档,杨德昌觉得太可惜了,提出要帮他重新配乐。

合作人一致反对,但侯孝贤坚持要在亏损的情况下,再投二十万。

杨德昌给电影配上了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和巴赫的《G弦上的咏叹调》,配乐一换,整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,影片在夏威夷参展时,现场呼声阵阵,侯孝贤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后来俩人合作《青梅竹马》,杨德昌拿不出钱,也找不到人,侯孝贤就把自己的房子抵押,还拉上了蔡琴共同出演。

费了老鼻子劲,侯孝贤凭借这部作品被提名金马影帝,最后以一票之差败给周润发,也算是风光。

但电影上映后四天,因为票房太烂而下线,俩人亏得两眼发黑。

侯孝贤很是郁闷,杨德昌却管不了那么多,他与蔡琴陷入了热恋。

第一次遇见蔡琴时,她正录制歌曲《最后一夜》,看着看着,杨德昌双手捂着脸俯下了身子,老半天才抬头对侯孝贤说:「好性感呀」。

在之后的合作中,他愈发觉得蔡琴端庄美丽,还带着点特立独行,几乎是他在回到台湾后遇见的最优秀的女子。

彼时的杨德昌还沉溺在上一段婚姻的挫败中,蔡琴的出现让他的感情生活重新透进了光,但他的爱也就止于此,没有更多了。

蔡琴始终寻不着安全感,想痛痛快快问个明白,杨德昌把答案留在了答录机里,她战战兢兢地按下,听到的是对方的一声叹息:「哎…你叫我怎么说呢…」

后来,他们还是举行了婚礼,蔡琴执意放不下,或许杨德昌也觉得,她是那么的无可挑剔,能跟她在一起,真的说不上哪里不好。

婚后,杨德昌说:「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,不让这份感情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。」

蔡琴苦涩地答应了,她用自己的资源全力支持他的电影,客串角色、唱主题歌、做美工…被需要的感觉,让她很开心。

但说到底,杨德昌是纯粹的艺术家,他的影片离普通观众太远,新浪潮过后,市场很快萧条了下去,而蔡琴的事业红红火火,成为了流行歌曲天后。

某天早上醒来,杨德昌突然感到蔡琴与他的世界观是多么不同,他悲哀到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。

后来蔡琴说:「柠檬跟牛奶,都是很好的东西,但放在一起就会结块。」

05

跟杨德昌在一起会结块的人,远不止蔡琴。

票房的接连失利,让杨德昌在找投资时吃了不少闭门羹,小野又找他回到了中影,俩人准备拍一部《恐怖分子》。

借着讨论工作的由头,杨德昌总是三更半夜去按他家的门铃,纯粹想找人发泄一下不爽的心情,小野说,这部电影把他们拍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。

他写了一大摞信骂杨德昌,说他是「小飞侠并发症,谁跟你合作谁倒霉」。

杨德昌给他回电话时,只说了一句:「你的信我看了」,之后传来的是他气得发抖的声音。

他没骂小野是王八蛋,因为能帮他找到钱拍电影的人,大概只剩小野一个。

影片带着股浓浓的戾气,就像李立群饰演的角色说的那样:「我也想一枪崩了那狗男女,狗领导,可是什么都做不了。」

这种无力感也是杨德昌的状态,他对电影非常不满意,说是被刀架在脖子上才拍的,尽管它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。

小野没工夫理会他的矫情,这部电影要是再亏个底儿掉,他真是脸都丢光了,在影片的营销上,小野下足了马力,三十秒的预告片中塞满了各种噱头,恨不得敲锣打鼓,沿街叫卖。

就这样,该片收获了一千两百万票房,所有人走出去都风风光光,只有杨德昌愤愤地骂娘,他觉得这孙子欺骗观众,就不是人干的事儿。

06

1990年,杨德昌把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正式提上了日程,这是他最想拍的一部作品,带有着强烈的自传色彩。

故事改编自一个社会新闻:

20世纪60年代初,台湾白色恐怖弥漫,在这种不安的氛围里,青少年往往以组织帮派的形式来掩饰自身的渺小无助,压抑的环境下,一名中学生杀死了自己的情人。

电影开拍时,杨德昌找到张国柱,让他把儿子张震也带过来试试镜,张震不乐意,但没架得住父亲的忽悠。

第一次见到杨德昌,张震惊呆了,穿着风衣,戴着阿玛尼眼镜的他在人群中格外亮眼,帅得不行,然而噩梦很快就来了。

有一天他刚到片场就被杨德昌劈头盖脸大骂一顿,然后被关在片场的小黑屋里,要求面壁思过,等被放出来时,他满脸的委屈与恐惧,刚好拍出了杨德昌想要的状态。

后期配音时,张震刚好到了变声期,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,杨德昌气得在录音室门口大喊:「张震!你出来,我们两个到外面单挑 !」

制片人怼了他一句:「他才14岁,你神经病啊 !」

拍完《牯岭街》,原本活泼的张震变得沉默寡言,但之后他还是选择去了杨德昌的公司,他觉得那里有着纯粹的创作氛围。

鲁迅曾说:「中国的文人,对于人生,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,向来就没有多少正视的勇气。」

但杨德昌不同,他始终是愤怒的、批判的,在并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中奋力呐喊,他的影片中总是有一些话痨式的人物,恨不得把他对社会的思考统统说出来。

在后来的《一一》中,7岁的洋洋问爸爸:「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?我们只能看到前面,看不到后面,这样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?」

后来洋洋就喜欢拍人家后脑勺,他说:「你们自己看不到,我拍给你们看啊!」

影片的海报上,是洋洋小小的背影,他就像杨德昌那样,把镜头对准了社会的后脑勺。

这部电影,杨德昌酝酿了近15年,像是他以往作品的大总结,沮丧中带着温暖,批判中带着悲悯。

后来,再没有华语电影像《一一》那样用如此柔软的方式慢慢地讲述着生命。

影片拍完后十几年,侯孝贤一直都没敢看,他说「这件事情让我感觉,一个时代好像过去了。」

07

2000年,杨德昌凭借《一一》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,不久即被确诊为结肠癌。

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始终乐观地怀揣着希望,甚至做了很多实验性的治疗,偏要看看能不能够活下去,但这一次,他没能赢。

2007年,杨德昌去世,墓碑上只写了一句话:爱与希望之梦不

贾樟柯曾写到:「中国有一句话是‘天妒英才’,或许就是因为《一一》说清楚了我们生活里的一切,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谜底,完成了他的使命,所以也就离开了我们。」

后来,小野把他所有的作品重新看了一遍,终于明白了他当年的愤怒与不甘。

一个人脾气那么臭,惹了那么多人讨厌以后,还是那么倔强,那么野蛮,绝不是简单的情商低。

可惜,杨德昌已经离开了十四年,但这个时代的人们,依然没有读懂他。

来源:一日一度(ID :yryd115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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