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身奉献给历史,世上再无祝先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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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历史学家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祝总斌先生,因病于2022年7月8日凌晨2点17分在海淀医院逝世,享年92岁。7月19日,师生汇聚昌平九里山公墓,一同送别这位“材不材斋”中的真君子。先生千古,懿德长存。

祝总斌先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,潜心治学,笔耕不辍,和周一良、田余庆并称魏晋南北史学界三驾马车。在长达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,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课堂教学与学生培养中,开设的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。祝先生注重择人而教,因材施教,对于每一个真心热爱历史的学生,他都给予全力帮助。如今,祝总斌的许多学生都已成为当今中国古代史领域的重量级学者,活跃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。

祝总斌先生一生教书育人、提携晚辈,受师生爱戴;治学严谨、成果丰硕,令后学敬仰;淡泊名利、谦逊包容,为学人楷模。虽然,祝先生离开了我们,但他所留下的研究成果和学者风骨,将继续福泽后人,指引着后世的学者继续向前。

“材不材斋”中的祝总斌先生(2006年)

01.

没能等到这一天

祝总斌的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是中国古代史学生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,也影响了后生的学术研究兴趣。北大历史学系陈苏镇教授读后深受启发,最终写成《从未央宫到洛阳宫——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》一书,即将付梓。原想拿到样书后去向祝总斌汇报这项成果,遗憾的是,没能等到这一天。

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生来说,祝总斌的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是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。他曾在此书中提出,当时的皇宫有“宫中”和“禁中”(或称“省中”)两个区域,并以此为背景讨论了“门下省”的形成和发展。

祝先生的这一研究启发了北大历史学系陈苏镇教授,后者随之开始留意宫禁制度问题。在读《汉书·王莽传》,看到王莽居摄时曾享受皇帝待遇,“庐为摄省,府为摄殿,第为摄宫”,便马上意识到,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皇宫中除了“宫中”和“禁中”之外,还存在一个被称作“殿中”的区域。陈苏镇向祝先生汇报了这个想法,祝总斌耐心听完,当即夸赞陈苏镇所提出的问题很重要,鼓励他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,进一步对皇宫的内部格局和宫中机构的空间关系加以研究,做出全新的解释,甚至建议陈苏镇的博士论文选题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宫禁制度。

祝总斌与陈苏镇

十年前,待陈苏镇在汉代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告一段落,便着手潜心研究祝总斌交给自己的任务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《从未央宫到洛阳宫——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》一书将由三联书店于近日出版。遗憾的是,播下这颗研究种子的人,没能看到生根发芽这一天。

02.

“没有新见就不要写文章”

学术对祝总斌来讲就像吃饭睡觉一样,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种希望,也照亮着后辈学者安心踏实做自己、敬畏严谨做学术。

在北大历史学系博士生李屹轩的桌上,始终备着祝总斌所著的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。虽然祝先生大部分文章的结论、观点他早就很熟悉了,但遇到思路卡壳的时候,还是会想拿出来看看祝总斌是怎样论证类似问题的。“得知讣告的那天,写论文的时候我还翻阅了祝先生的书。”

祝总斌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7年版

祝总斌的文章有其独特的风格,经常设问自答,论证的逻辑环环相扣,读起来犹如看老吏断狱、办成铁案。在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中,祝先生不受旧说束缚,一切从史料出发,认真细致地研究史料,实事求是,得出了很多新的见解。他对很多问题的解释,往往从技术层面或者说实际操作层面来进行。祝总斌这一本书,既有俯瞰二千多年的观察,又有细致入微的史料细节考据,是宏观、微观紧密结合的产物。

祝总斌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,他常说:

没有新见就不要写文章。叙述性的、介绍性的文字可以写成书,写成教材,但写文章就不行了,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新见,一定是深入研究某个问题的成果,没有新见就不能算是研究成果。叙述性的、介绍性的文章也不能说毫无贡献,但是价值不大。毕竟实质性的话别人已经说过了,你再说一遍,无论说得多么好、多么光鲜,也还不是你的创见,能有多大意义呢?

祝总斌发表的学术文章,篇篇都有新见,篇篇都是高质量。不仅如此,他还主动要求阅读研究生们本科时期写作的文章,以便引导研究生发表新见而不是叙述性地重述他人的研究成果。

祝总斌的研究方法是致密的。现代很多人通常会瞧不起考据,考据这一方法也容易流于饾饤之学,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小的块。但是祝先生研究问题始终坚持论从史出,从史料解读考证入手,先在史实层面有所发现和突破,然后分析归纳,故常能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。他的考据是致密的,能够构成大厦,他有对历史问题的宏观视野,又关注着君相关系,国家治理,宰相制度等微观问题,所获成果,全面、扎实、深入,深受好评,屡被征引。

祝总斌对创新的追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。北大历史学系王铿教授回忆起投稿的时候,“杂志编辑说这个既然是祝总斌先生看过了,那就没有问题了。”

对学术,祝总斌始终保持着孩子般的天真。祝先生原来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,但是在退休之后,他的兴趣变得广泛起来,在宋史等领域也发表了文章。对于祝总斌来说,写文章不是为了评职称,也不是为了名利,他只是纯粹的好奇,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。

直到去世,祝总斌都保持了这样对学术的态度。他早年曾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:发表一百万字。粗粗一算,所著成果的总字数已然超过了这一目标。这是祝总斌一生勤奋治学的证明。学术对他来讲就像吃饭睡觉一样,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种希望。他是一个从内心深处热爱学术的人,一个真正的学术人。

北大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谈道:

从祝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,譬如阅读古籍、查找资料、重视版本、利用工具书、发现问题及深化主题等等。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,而是对学术的一颗敬畏之心。他是在浑浊的世界里头让我安心,让我可以踏踏实实做自己,做一个纯粹学者的最大的心灵支持。

03.

住在“材不材斋”的真君子

祝总斌的书柜上挂着一幅字:“处事宜用复杂脑,待人当以单纯心”,这也恰是他人生的最好写照。

学问之余,祝总斌的为人也特别好,这是有口皆碑的。“不是形容,不是泛称,而是实录。”

淡泊名利的高洁人格,是所有与祝总斌有过深交的亲友们一致认同的,这构成了他人格魅力的重要部分,也因此备受景仰。这一辈子,他没有任何一个超越北大教授之外的头衔。从北大退休时,他开心而轻松地说:“这下,时间都是自己的了。”祝先生对物质的追求不高,自己的生活,无论衣食,都是简单朴素到了极致。一年四季,他穿的衣服都只求保暖,并不在意是否好看,很多衣服都已穿了好几年,但始终干干净净的,泛着多次洗涤后的白斑。然而碰上有需要的用钱之处,无论是给生病学生捐款,还是请弟子们吃饭,他却总是不假思索且毫无保留,就连涨工资的机会,也总是让给更需要的人。

李屹轩去年曾为祝先生送“光荣在党五十年”勋章,如此形容:

虽然以前对祝先生淡泊名利早已有所耳闻,但直到走进祝先生的家里,看到家里简朴的家具陈设,我对这一点才真正有所体会。

祝总斌家中陈设

祝总斌的小房子里,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,狭小的空间里堆满了书,那就是名为“材不材斋”的书房,意为自己介于“材”和“不材”之间,尽显谦逊。他常请师生来到这里,热情地开门迎接,但也略带不好意思:“我这个屋里空间太小,椅子放不下,就只好请你们坐小凳子、小马扎。”寒暄几句后,他便鼓励师生们有问题直说就好,不需要怀有任何顾虑,无论是人生经历还是学术研究,他尽数认真回答着。

祝总斌的书房“材不材斋”

坐在书堆里的祝总斌

2015年曾去拜访过的北大历史学系博士生布依宁回忆起,祝总斌将市面上一书难求的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,给他们逐个签名,一人一本赠之,后来自己还真成了魏晋南北朝方向的学生。提起祝先生,她满怀感念:“感觉他特别慈祥随和,一点架子都没有。”

研究生于2006年拜访祝先生(右起:胡文波、王珊、孙正军、华喆、陈侃理)

布依宁等同学于2015年上门拜访祝总斌

祝总斌待人的真诚友好、平和有礼,是出了名的。无论是否熟络,但凡趋府拜谒,临别时,他都必定穿好衣服,送至单元楼下,有时还会陪着走至小区门口,方才转回。一次赵冬梅前去看望祝总斌时,他决定在家附近的家常菜馆请一顿,便事先与妻子先去把要请的主菜都吃了一次,只为当天点出靠得住的好菜。同学们去他家上阅读课,他就给每人准备一个进口的大香蕉,后来则是一杯茶和一块糖,很是温馨。“我真的觉得碰到祝先生是我上北大之后最幸运的一件事情”,赵冬梅说到。

提起祝总斌,“温润如玉”是王铿觉得再贴切不过的形容。祝先生从不麻烦人,即使在学生面前,也不以老师自居,从不支使学生为自己做事。他一生勤勤恳恳,特别关心别人的生活,默默付出,而不求回报。在担任《北大史学》主编期间,想到历史系进修老师需要在《北大史学》上面发文章,但没有查找合适资料的条件,他就亲自找好资料邮寄过去,甚至帮他们改稿子。一年春节,单位发了些带鱼、冻鸡作为福利,有同事提前回老家了,祝总斌便自告奋勇地帮忙代领,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提醒同事记得来他家取回,还专门把冰箱开了一整个寒假,以保存这些冷冻食品。“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”,赵冬梅重复着。

就在去年,祝总斌罹患帕金森综合症,身体已经不太好了;但头脑仍然清晰,说起话来逻辑井井有条,还在师生们看望之时即兴背诵了一段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,流利程度让人惊讶。

不管是做老师、做父亲、做丈夫、做同事,他永远那么公正无私、宽容大度、谦虚和煦、温文尔雅、平易近人。

04.

他的课,从不拖堂

祝总斌严于律己,对学生毫无所求,却仍日渐影响着、感化着学生们,正所谓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。

很多学生第一次见到祝总斌,都是大一的时候在“中国通史”的课堂上。历史学系一向非常重视本科教学,尤其重视本科一年级的“中国通史”课,一直都安排最好的老师讲授,为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奠定史学的基本思维和素养。祝总斌在这门课上负责讲授唐朝以前的部分,也就是前半段。王铿对这门课的场景记忆犹新,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:

记得当年祝先生讲课时,总是穿一件半旧、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第一个扣子系得严严实实,个子虽然瘦小,但往讲台上一站,双目炯炯有神,声音响亮,口若悬河,气场很大,很能镇住一干听众。并且讲课内容丰富,逻辑严密,观点、史料,一样一样摆出来,一环扣着一环,听众很难思想开点小差,否则就会跟不上趟。

祝总斌讲课总是平易近人,娓娓道来,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。与现在的很多年轻老师不同,他似乎从未刻意“照顾”学生的兴趣,没有在课程中加入学生熟悉的流行文化元素,但却让很多学生感到“真正有趣”。这种真正的有趣在于知识和智慧,在于逻辑,在于引导学生进行思考。祝先生总是实实在在地讲,扎扎实实地列出一条一条的史料和观点,讲述的知识非常致密,逻辑严谨,语言精练,环环相扣。而最重要的是,他讲的很多东西与同学们在之前的课本里学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。

让很多学生印象最深的,就是祝总斌对君相关系的讲解。很多历史教材讲君相关系,通常会强调君相之间权力斗争、此消彼长的关系,但祝先生不同,他首先是把君和相作为国家的最高首脑来看待,君相共同治理国家,合在一起构成政府的核心,所以他们首先应该是合作的关系。这样的观点是更合乎常识的,但却是大家往往不曾注意到的,祝总斌的讲授对常规的观点形成很大的冲击,令人感到新颖而震撼。

那个时代没有PPT,老师上课需要写很多板书。正所谓“文如其人”“字如其人”,祝总斌的板书特别漂亮,龙飞凤舞,遒劲有力。赵冬梅记得,她有一位中文系的师姐专门来听祝先生的课,就是因为喜欢看他写板书。祝总斌的课极受学生欢迎,总是人满为患,他上大课最初是在阶梯教室,后来阶梯教室位置也不够,就搬到办公楼的礼堂里上。他对教学极为热心,每节课上课前都会做好详细的教学计划,从不拖堂,基本上到下课时正好讲完,戛然而止。

在学生们的印象中,祝总斌极为宽容、平易,甚至有些“好欺负”。赵冬梅硕士毕业要读博士的时候,想要做宋史研究,但当时全北京都没有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,所以她相当于是记在祝先生的名下。祝总斌在招她做博士生的时候,就知道她不会跟他做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,但仍然愿意做她的导师,而且非常尊重她的兴趣,绝不强迫她做和自己同方向的研究。赵冬梅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,祝总斌因为自己不是研究宋史方向的,担心在细节的问题上对她指导不够,所以比她还紧张。答辩的时候,赵冬梅并不知道他的紧张,直到答辩后过了好久,有一天她在祝总斌家里吃饭闲聊,祝先生对她说,那天王先生(答辩委员会主席)问了你7个问题。赵冬梅才意识到老师当时的紧张,紧张到一个一个地数有几个问题。

赵冬梅回忆道:

我记得祝先生评上十佳教师,系里需要在三角地做一个宣传语,我当时写的就是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。

祝总斌带学生开读书会的时候,要求学生提前读过书,然后一起讨论,但如果学生没有读,他也什么都不说。跟随他多年的学生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,但他在学术上严肃认真的态度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,让学生感受到:祝老师对他自己要求很严格,我是他的学生,我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。祝总斌对学生不是一位“严厉的父亲”,他对学生毫无所求,但学生们都发自内心地爱戴他。

赵冬梅与恩师祝总斌

05.

命中注定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

作为魏晋南北史学界的三驾马车之一,祝总斌虽然入行晚,却始终保持着最纯真的热爱,他通过“散书”的方式,福泽后人,将学术生命延续到很远很远的未来。

祝总斌自称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。中学时他原打算考理工科,但因家庭变故不得不辍学。一年后报考大学时,由于没有学过高三数学、物理等课程,他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。1949年北平解放,祝总斌不久便走上了工作岗位,到过农村,下过部队。“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,拴一辈子。”在1954年,由于某种机遇,祝先生被调到北大,先在法律系辅导、讲授中国政治、法律制度史,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;后转历史系,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、研究工作,直到今天。

进入北大之后,祝总斌意识到学海无涯而自己的知识太浅薄,必须尽快积累。北大图书馆中藏书丰富,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,工作认真负责,知无不答。他在摸索中不断积累目录学、文献学知识,以《书目答问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等书为指导,将其中所载的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。每月祝总斌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,购置一些书籍,并将其视为极大乐趣。为了厚积薄发,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之外,祝先生也常常研究一些与之有联系,比较专门的知识。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时,他反复学习了音韵学,再查阅文献时便不再感到神秘莫测。文字学、训诂学、考古学、天文历法、科学技术、中外交通、文学艺术、哲学宗教等知识,祝总斌也都做到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。

当然,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,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、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,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,运用起来更有信心。

祝总斌于1959年购买的《九朝律考》封面、扉页

祝总斌在《九朝律考》书中的批注

祝总斌于1980年购买的能田忠亮《东洋天文学史论丛》一书

上世纪70年代末,邓广铭先生担任历史系系主任,重塑和稳固了历史系的许多传统,当时祝总斌担任副系主任。祝先生曾坦言自己刚到历史系时很忐忑,当时邓先生可能一上来对他有异议。邓先生是胡适、傅斯年的学生,是根红苗正地从一个学术传统里长出来的,但祝总斌靠自己的努力,凭借文章获得了邓先生的肯定。八九十年代的北大历史系,中古史最强。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来说,老一辈是出生于1913年的周一良先生,中间是出生于1924年的田余庆先生,最年轻的就是出生于1930年的祝总斌先生。

2012年4月,(左起)邢义田、田余庆、祝总斌在田余庆先生家中

祝总斌对学术一直保持着最纯真的热爱,他在各个阶段买下自己感兴趣的书总共有上万册。这上万册的书中几乎每本都有他读过的痕迹和留下的批注,承载着他一辈子的心血。晚年时,祝总斌由于没有精力再读这么多的书,便开始“散书”。所谓“散书”,便是祝总斌将自己的藏书拆开,按照领域整理好,送给他认为还要继续研究相应领域的学生。最初学生们非常抵触这件事,认为一个学者在散书就是要走的意思,但祝先生十分豁达。他希望自己倾注心血的藏书不是被草草卖掉,而是到达可能用到的人手上,能够给予他们帮助。对于一位学者而言,书便是他学术生命的寄托。祝总斌的书留在了学生们的手中,学生们再读这些书,也能读到先生的手泽,从中得益许多。

央视《戏曲青年说》节目谈祝先生晚年散书

魏晋南北史学界有三驾马车,周一良先生、田余庆先生、祝总斌先生,这三驾马车在国际上都是声名显著的。前两驾已经走了,祝总斌是最后一个。三位先生会在另一个世界再见,三驾马车的情谊还会继续,他们的缘分还会继续,他们一定还会在另一个世界互相交流。先生们留下的研究成果和学者风骨也将继续福泽后人,指引着后世的学者继续向前。

哲人已逝,遗范长存。世上再无祝先生,中古史的研究道途上,却永远留下了先生的脚步,指引着一代又一代人,读先生书,传先生道。

松散而亲密的联盟(左起:祝总斌、周一良、田余庆)

祝总斌先生论著目录

祝总斌先生毕生治学、笔耕不辍

代表了史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

斯人已逝,音容宛在

在未来的时间里

我们仍然可以通过

这些论文、著作和教材

将祝先生的学术生命

延伸至远方

专著

[1] 祝总斌: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0年(1998年再版)。

[2] 祝总斌:《材不材斋文集——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》(上编:中国古代史研究;下编: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),三秦出版社,2006年1月。

[3] 祝总斌:《材不材斋史学丛稿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9年12月。

主要论文

[1] 祝总斌:《八王之乱爆发原因初探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80年第6期。

[2] 祝总斌:《刘裕门第考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82年第1期。

[3] 祝总斌:《高昌官府文书杂考》,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》第二辑(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3)。

[4] 祝总斌:《略论晋律的“宽简”与“周备”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83年第2期。

[5] 祝总斌:《素族、庶族解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84年第3期。

[6] 祝总斌:《略论晋律的儒家化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1985年第2期。

[7] 祝总斌:《略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和桓玄代晋之性质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85年第3期。

[8] 祝总斌:《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86年第2期。

[9] 祝总斌:《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》,《历史研究》,1986年第2期。

[10] 祝总斌:《从〈宋书·蔡兴宗传〉看封建王朝的“废昏立明”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87年第2期。

[11] 祝总斌:《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——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,1988年第2期。

[12] 祝总斌:《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、作用》,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9)。

[13] 祝总斌:《魏晋南北朝尚书左丞纠弹职掌考》,《文史》第三十二辑(中华书局,1990)。

[14] 祝总斌:《“律”字新释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0年第2期。

[15] 祝总斌:《关于我国古代的“改法为律”问题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92年第2期。

[16] 祝总斌:《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》,《北大史学》第一辑(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3)。

[17] 祝总斌:《评田余庆著〈东晋门阀政治〉》,《历史研究》,1993年第1期。

[18] 祝总斌:《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3年第2期。

[19] 祝总斌:《有关〈史记〉崇儒的几个问题》,《国学研究》第二卷(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4)。

[20] 祝总斌:《门阀制度》,白寿彝主编《中国通史》第七册(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5。

[21] 祝总斌:《〈四书〉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》,《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7)。

[22] 祝总斌:《魏晋南北朝官制述略》,《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,1997年第3期。

[23] 祝总斌:《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和官吏制衡机制》,《国学研究》第五卷(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)。

[24] 祝总斌:《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》,《国学研究》第九卷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1)。

[25] 祝总斌:《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“败坏人才”说》,《文史知识》,2001年第2期。

[26] 祝总斌:《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》,《文史》2002年第3期。

[27] 祝总斌:《〈梁书·何敬容传〉“宰相皆文义自逸”句考释》,《国学研究》第十五卷(2005年)。

[28] 祝总斌:《关于魏晋南北朝“弃市”刑为绞刑说》,《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》,世界知识出版社,2006年。

[29] 祝总斌:《王荆公诗“作贼”说质疑——试探唐宋及其以前指斥诗歌剽窃的标准问题》,《国学研究》第十八卷(2006年)。

[30] 祝总斌:《评魏晋宋齐“儒教沦歇”及“近世取人,多由文史”说》,《文史》2006年第一辑。

[31] 祝总斌:《董小宛入宫说始于何时——兼略探吴梅村〈清凉山赞佛诗〉的创作意图》,《北京联合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07年第1期;《文史知识》,2007年第6期。

[32] 祝总斌:《铜钲与悬鼓》,《文史》2007年第四辑。

[33] 祝总斌:《戴震的理欲说应该重新评价》,《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》,中华书局2008年。

[34] 祝总斌:《关于朱熹〈答陈齐仲(书)〉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08年2期。

[35] 祝总斌:《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、延续的基本原因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8年2期。

[36] 祝总斌:《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9年第5期;《文史知识》2009年第11期。

[37] 祝总斌:《略论朱熹〈戊申封事〉的特色和宋孝宗的度量》,《北京联合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2011年第2期。

生平简介

祝总斌先生出生于1930年1月,江苏苏州人,中共党员,著名历史学家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。

少时随家人居于湖北武汉,后移居北平。其于1949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,后留校任教;1953年调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任教;1954年至197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,1972年以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,历任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现已退休。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、系副主任,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,属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,著有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,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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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转载自:北京大学公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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